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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战后的「欧洲」概念:经济共同体的型塑,与若即若离的英国态度

2020-06-16 03:56

二战后的「欧洲」概念:经济共同体的型塑,与若即若离的英国态度

正是冷战的意识形态框架,塑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认同,其中一项最重要的驱力,就是新经济民族主义浪潮。这两者当然是相关的;反共为战后的成长年代中,席捲欧洲的新物质主义提供强而有力的正当性,而资本主义变成它自己的意识形态。法西斯主义的挫败所造就的意识形态真空,促进新欧洲理念的巩固。

战后出现的欧洲理念,是一种使自己适应民族国家的理念,反映在戴高乐「诸民族国家的欧洲」信念中,每个国家都是在彼此协助的情况下,独立追求自己的目标(Milward et al., 1993)。这点同样反映在邱吉尔对「有点欧洲」谨慎的支持,英国与其至少有着外部的联繫。英国的偏好让人猜不透,因而成为邱吉尔所构想,有条件地「相伴却不属于」欧洲的存在,当挑战来临时或许会站在大西洋这边(Radice, 1992)。

战后英国的国族认同,在大英国协中找到了自己的化身,大英国协为英国提供的角色,就像欧洲之于西欧其他地区。

新的欧洲意涵是以布鲁塞尔为中心的官僚实体。官僚集中制(bureaucratic centralism)与西欧意识形态之巩固作为顺应冷战而组织的贸易集团,被视为是这方面更进一步的发展。新的政治制度出现,协助塑造新且简化的欧洲:西元一九四八年成立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(OEEC)即为日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(OECD)、西元一九四九年出现的欧洲理事会(council of Europe),以及西元一九五七年的欧洲原子能共同体(Euratom)。西元一九五八年时,欧洲经济共同体(EEC)诞生了。儘管有美国的援助,它仍反映出法国想要利用德国经济力量,藉佔德国便宜的方式,来取得欧洲领导权的野心。

这没什幺新鲜──自从查理曼大帝向西扩张以来,欧洲的特色就一直都是处于德法争夺欧洲其他地区霸权的斗争中。

随着欧洲共同体的创立,欧洲理念呈现新的面向。它明显不是政治共同体,而是经济。这点并非偶然,政治上来说,欧洲认同是由一堆偏见与冷战产生的偏执妄想所形塑的。欧洲不再只是有关政治,更是关于「共同市场」与战后重建的新消费主义。

战后的阶段中,作为「精神与哲学」的「欧洲」概念工程已然结束(Patocka, 1983)。战争使欧洲文化作为心灵生活的名声蒙尘;新欧洲是物质主义的,除了由资本主义现代性提供的正当性之外,不另他求。

「共同」市场,如同其中一项对它的批评,是「对那些付帐的来说才是共同的。而且这笔帐与其说是以经济单位来记,毋宁说是以政权单位来记」(Galtung, 1973, p. 17)。在汤姆森(E. P. Thompson, 1980, p. 85)的笔下,「走进欧洲」对英国中产阶级而言是「有关温饱的。一个关于消费的市场。共同市场被想像成一个鼓胀的胃:一个有各种陷阱、消化厅房与税收胃酸的大器官,吸收着油腻的消费商品。」

作为经济共同体的新欧洲理念,对美国来说,欧洲一体化的计画是个方法,以解决自西元一九一九年存在以来的失败民族国家(failed nation-states,译注:未能履行某些主权政府应有的基本条件和责任的国家)所製造出的问题。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说,德国就是失败国家的极端例子。为了使威玛共和的灾难绝不再次发生,抑制旧的欧洲民族国家便被认为是不二法门。

为了遏止德国问题,以及更重要的,为了打造作为对抗共产主义的堡垒,政治稳定的欧洲,由美国领导的新全球秩序鼓舞欧洲联邦的形成,但这并不仅仅是欧洲民族国家之间的合作体系。这些族群显然并非全都具备国族主义的传统,或是能以政治动员,但儘管如此,他们可以被认定是在政治框架中,作为文化整体的存在,其瓦解意味着冲突的到来。再者,美国联邦体系所兴起的社会环境是和欧洲历史经验迥然不同的。

西德是这种体系唯一能够成功移植的国家。可是它是异例,而且德国联邦宪法是在打了两次世界大战后,由外部强加的。藉由瑞士的例子意味着,联邦理念对欧洲经验来说并不陌生,但欧洲当代史上并没有什幺迹象表明,联邦政府体系能够以高于民族国家层级的美国模式强加给欧洲。

作为自由民主共同体的欧洲理念,基本上是作为追求新的政治纲领与经济工程的陪衬品,因为经济是无法仰赖伦理与政治来运作的。历史终结的共同体假设,深深根植于欧洲知识份子的传统中。是共同体而非社会,才是国家或民族长久以来渴望的历史目标。这种理念对基督教、文艺复兴时期的乌托邦思想、国族主义与共产主义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。

大部分想要建立欧洲文化认同的尝试,在文化工程的部分都显得不怎幺样:欧洲歌唱大赛(Eurovision Song Contest)、欧洲迪士尼(Euro-Disney)、欧洲货币单位(ECU)、年度欧洲文化之城(annual European City of Culture)以及新制度中的文化机器,都不足以从中建立新的符号结构。欧洲文化普遍来说指涉着往昔的文化,而非国家的文化。官僚同化与制度建立因而只能有着物化的效果。可能也是出自相同的理由,欧洲共同体的主题曲──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(译注:即快乐颂)──有着物化的音调。

西元一九八〇年代,创造官方欧洲文化的尝试注定是失败的,因为将较早期的欧洲统一概念,翻转为带有最低限度政治统一的经济概念此一冒险之举,可以施力的点不多。讽刺的是,在企图超越国族主义这方面,欧洲共同体却试着以十足国族主义的工具来打造欧洲认同:旗帜、主题曲、护照、组织名称与共同历史的意识。然而,不若国族认同,欧洲认同的政治,在于从布尔乔亚高等文化中寻找正当性,像是主题曲的选择与「文化之城」的题词等诸如此类。相反地,国族认同是传统地往乡村以求灵感,而非城市,并且它试图用以定义民族的文化,总体来说是语言学的。当共同体在许多层次上都是可能的时候(Gusfield, 1975),欧洲主义之政治,则证实为无力创造可以提供有别于国族且有聚合力的共同体之认同。

那幺到底什幺是欧洲文化呢?根据乔治.史坦纳(George Steiner, 1992, pp. 43-4)的研究,最好的例证是像咖啡馆之类的风尚,这在他的观点中是定义为「大略上自西边的葡萄牙开始,一条沿着列宁格勒、基辅与奥德萨(Odessa,译注:乌克兰港口)之界线以南一带的历史场域」,但明确地把莫斯科排除在外。

对帕托什卡(Patočka, 1983)而言,欧洲文化是在柏拉图所开创的形上学思辨之哲学传统中寻得的。这种拥抱精英文化的欧洲文化,同样也能在塞斯.诺特博姆(Cees Nooteboom)所召唤的大都会生活风格中找到,但有相当显着的差异,也就是这位荷兰作家所强调的,国族认同本身即为超越民族的文化影响之熔炉,而欧洲主义仅能在承认异中有同的情况下存在。美国可视为是一种生活方式,但欧洲不行,除非可能是欧洲人到美国旅游时,突然发现他们的欧洲特质。

在一九四五年之后的阶段中,民族国家不再是欧洲理念的衡量标準,而变得与新的实在紧密相连。然而,这并不意味着欧洲成为新的政治认同之基础。西方理念,对实际上成为美国东方边界的欧洲来说才是新的衡量标準。欧洲古老的民族-文化主义因此得以在敌对的冷战政治,以及它所遭受的文化暴力中倖存。欧洲共同体将西欧国家整合起来,并垄断了欧洲理念:欧洲就是西欧,其象徵为冷战的人工製品「西德」,这一直要到冷战于西元一九八九年结束才终结。

西元一九八九年,这个温馨的世界崩塌了,欧洲随之成为自由民主的西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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